中国盾构产品首次进入德国市场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所有工作都必须强调其意识形态属性，以证成新中国的合法性，包括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无一例外。
二是处理依据名目繁多，各地各学校异化严重，出现诸多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教师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通过民事和行政两种途径寻求救济。
为了避免规范适用时造成误导、错位和不公正结果，应当对涉及情节轻重描述的内容进行适当回避，仅在处理和处分内部划分轻重情形。内部救济仅有教师申诉一种，教师申诉主要是指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做出的职业违规行为处理决定不服，或者认为处理决定存在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形，请求所属机构内部的教师申诉委员会对其加以审查。（6）如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第三条规定情节较轻的予以处理，情节较重的予以处分。当然，无论是教育行政管理规定还是学校内部管理规定，本身还存在合法性的问题，这在本质上涉及对规范性文件乃至校内法的合法性审查，这非本文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在此不赘述。以上建议首先是为充分保障被处理教师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各处理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避免同案不同处理或者不同案件相同处理的情况，以此规范处理机关的处理行为。
笔者认为应当择一，将选择权交给当事人自己，立法可以规定，为对校内申诉决定不服的教师提供民事和行政两种救济途径供其二选一。如果选择行政救济的方式，则可以向高校的主管部门或者教育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以及向法院申请行政诉讼。第三，数字法学实验方法具有形式主义风险。
懂技术的不懂法律，懂法律的不懂技术是当下数字法学研究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此一来，在自动标注大幅提升标注效率的同时，人工标注可以纠正自动化处理的偏差，确保数据标注质量。对受试者隐瞒实验情况，是为了保证受试者不会因提前了解实验目的而改变自身行为的必要手段。顺应数字化的时代浪潮，法学应当承认实验方法的重要性，将法学是否应当引入实验方法的争论转变为法学实验如何更具可验证性与可操作性的追问。
如智慧司法实验的可靠性便是有限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相伴着实证主义法律研究流行，实验方法和实证方法都属于实证主义的分支，但又有所差别。
即使可以进行量化计算，也可能达不到人们所期待的精准程度。有学者指出，目前大多数社会计算驱动的社科研究，其结论本质上属于描述性或关联性而非因果关系，将此类描述性或关联性结论用于解释社会现象是不可靠的。长久以来，社会科学哲学处于自然科学哲学的余荫之下：为了提升 科学地位，社会科学哲学的基本主旨就在于反思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功方法，并将其引入到社会科学之中。但这并不代表笛卡尔不重视实验方法。
但是，当下的经验实证也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在生产大量成果之后，其不足日渐显现。其次是借助微积分对实验化简后的现象进行阐述。唯有通过真正的归纳法，把实验同理性能力结合起来，才能理解事物本身。（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自然主义转向 自然科学的辉煌影响着社会科学的发展。
法学知识图谱以数字化的方式实现法律规定、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在具体场景下的互动连接，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后续的分析、验证、预测工作。二是警惕其他方法论的缺失，实验并非要独立开创一块不毛之地，而是要与其他法学研究方法互相配合，拓宽当下法学研究的视域。
随之而来的是从法律渊源形式到法律规范体系、法律价值标准，再到法律知识体系均受到相当强烈的冲击。在孔德之后，涂尔干接过实证主义的旗帜，并成为经典社会学的代表人物。
在此过程中，实验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既为经验主义者提倡，也被理性主义者所运用。当下，大量的裁判文书为司法数据挖掘提供了可能，许多法院也借此建立了相关的案情数据库。文科实验室以一种开放的面向将不同主体的实践网络在同一场域内搭建起来，使得异质性要素的特征和力量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示，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思维模式。需要说明的是，主张加强数字法治人才的培养，并非认为数字法治人才应当兼顾信息技术和法学理论知识同步的深入学习，这在事实上不太可能。此外，在引入实验方法时，要注意数字实验可能造成的数据安全风险、伦理风险、形式主义风险和可靠性风险，使实验方法成为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数字法学研究方法。在建设司法数据集、数据仓库时，应当分别针对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安全管理，采用数据加密技术确保数据的存储安全和传输安全。
正如前文所言，培养数字法治人才的目的不在于使其一肩担负两职，而在于为形成数字法治共同体提供条件、为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提供基础。研究社会治理与法治要素提取模型、事件分析模型、事件—处置方案数据库、部门间事件协同处置网络模型、多维度事件考核评估模型等，实验基层社会治理与法治事件分拨与全周期管理平台。
通过设置没有施以刺激的对照组，发现不同干预措施的效果。总之，数字法学实验方法既要从数字技术的应用中寻求法学的科学化，又要在种种价值中平衡取舍，努力避免滑向一端而导致的种种风险。
（一）启蒙时代自然科学实验方法的兴起 纵览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其兴起的时期大致可定位在以神学和经院哲学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中古世纪之后。现下，人类社会经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及20世纪末的信息时代后，在云计算、大数据等科技革命的助力下向着数字时代狂奔。
测试统一的法律推理知识图谱开发、维护和更新平台。而从当下司法信息化的实践来看，数据标注的颗粒度不足、考虑的案件因素不够全面等成为法律人工智能的预测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第四，数字法学实验方法所得出结果的可靠性存疑。在此过程中，孔德接续圣西门的思想精神，成为实证主义的开山鼻祖。
波斯纳甚至认为，正因法学无法进行受控实验，导致了法理学科学性不足的困境。事实上，大量的分析结果印证了学者的预期，这种直觉驱动的变量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否真的可靠，不同变量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唯一的方法就是验证。
法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科学，就法学研究而言，法学的实验方法很早就运用了概率和统计的方法。而理性本身却不出真理。
另一方面，建立标准化的司法数据集开发数据仓库。总之，数字实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社会实验的不可能四边形，不确定性也不是法学研究和实验方法之间的天堑。
因此，通过综合培根的实验主义和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牛顿呈现了近代科学概念的雏形。从结果的可靠性、可解释性和可重复性来看，实验方法具有传统实证难以企及的优势。为了理解为什么法学可以运用实验方法，在此，有必要对从自然科学实验到社会科学实验的学术史做基本的梳理。近年来，数字资产、数字人格、数字货币、数字身份、数字金融、数字作品等一系列新概念全面融入社会生活。
数字法学实验研究的风险防控 在数字时代，数字法学研究方法有其他研究方法无法企及的优势，但同时该方法也有其与生俱来的风险。第五，验证或预测理论假说。
在此过程中，达•芬奇、伽利略、开普勒以及牛顿等人均试图通过机械论思想解释自然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传统解释对象的神学色彩。除了欺骗性以外，带有侵略性的实验也会给受试者带来困扰乃至伤害，进而使人质疑此类研究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当面临复杂系统如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相互渗透的社会系统时，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以统计方法为主要手段的实证分析，本质上是将复杂系统拟制为线性系统并从中发现趋同性现象，但仅靠人力难以发现和解释大量的主体异质性导致的多样性。一方面，数字法学如果言必称实验则容易误导大众。
